作者简介：陈光亭，台州学院院长、教授；周良奎，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生，台州学院研究室（高等教育研究所）主任。
原文刊载于《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20年第四期124-130页。
摘 要：一流应用型大学是高等教育体系完备成熟的标志，也是地方本科院校建设发展的目标。当前我国地方本科院校的一流建设应突破路径依赖和制度同构，克服“大学理想自身矛盾性凸显”“办学实践地方根植性不强”“人才培养过程协同性不足”“办学模式认同国际性缺乏”的困境。本文尝试立足于产教融合、校地互动、校城共生，提出地方本科院校一流建设的若干路径，着力构建具有“中国心、泥土味、国际范、创业型”气质的地方一流应用型大学。
一流应用型大学建设直接关系到国家和民族创新力塑造和竞争力提升，是高等教育体系完备成熟的重要标志，也是地方本科院校建设发展的应然目标。囿于路径依赖和制度趋同机制，我国地方本科院校的建设发展出现了广受诟病的办学模式同构化、办学标准同质化问题，不但自身陷入了夹缝求生的困境，还造成了高等教育体系“腰身乏力”“中部塌陷”。[1]地方本科院校是连接全球知识网络和区域创新体系的重要接口，它的生命力和独特性全赖于其地方根植性和协同性。因此，建设地方一流应用型大学也必须回归本源，在校企协同、产教融合、校城共生上求突破，在品牌塑造、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专业集群建设、学科体系建设、课程体系建设、师资队伍建设、教学科研平台建设、国际化上下功夫。
洞悉应用型大学的类型属性是探讨一流应用型大学建设的前提。正如“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同学者对于应用型大学属性的理解也不尽相同。在理论界，潘懋元等学者从类型学的视角对应用型大学进行了定义或解释，主要有四种观点：一是新型大学观，认为其基本形态包括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组织结构扁平化、运行形态是形成行业学院、师资队伍双能型、教学形态是知识输出导向型。[2]二是第三种高校类型观，认为应用型大学是相对于学术型大学和高职院校的另一种高校类型[3]，或是一种介于学科型教育和职业性教育之间的专业性应用教育。[4]该观点得到了官方的认可，《教育部关于“十三五”时期高等学校设置工作的意见》（教发〔2017〕3号）将我国高等教育分为研究型、应用型和职业技能型三种[5]，并且明确规定了研究型高校、应用型高校和职业技能型高校的功能定位。三是升级版的高职院校观，认为应用型大学的主要价值在于为高职院校的设置提供了出口。四是传统高等教育培养模式的修正观，认为应用型大学是在高等教育转型发展背景下对传统培养模式的一种修正。[6]虽然学者们对应用型大学的解读有所不同，但对其特征有许多共识，如行业性的价值取向、复合型的课程设置、实践性的培养过程、多元化的人才评价[7]、地方性的服务面向、“双师型”的师资队伍、应用性的科学研究，等等。这些研究成果为探索应用型大学建设提供了方向指示。
与应用型大学之“型”研究密切相关的是“成型”路径研究，目前理论界主要有三种见解：一是内涵提升，如陈浩淼等人以产教融合、协同育人为中枢牵引，以专业结构、人才培养、师资队伍、技术转化为核心任务的闭环机制。[8]二是转型发展。需要高校和政府双方共同努力。高校要转变观念，科学规划学校定位，引导理论型教师向应用型教师转型[9]，改造现有专业内涵、设置目录外应用型本科专业。[10]政府要做好顶层设计，明确建设标准，完善配套政策，明确各方责任，加大财政扶持，推行示范引领。[11]三是跨越发展。龚放和顾永安建议地方本科院校向荷兰特文特大学、英国沃里克大学、瑞典查尔默斯技术大学学习，尝试伯顿·克拉克提出的“创业型大学”发展思路。[12]
“一流”建设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大战略。张应强认为“一流”是一个政策号召话语，一种“意会”标准，其核心是“高水平”“高质量”。学术界为了落实政策话语中的“一流”，总是试图将“一流”量化、指标化，从而遭遇“左右为难”和“勉为其难”的困境。[13]同理，“一流应用型大学”也是一种“默会知识”，更多体现在社会贡献度、社会认同度和国际声誉上。依据教育的内外部关系规律，主要有两个方面。从教育的内部关系规律来说，“一流”应聚焦教学、科研、服务三大历史使命，在国内同类高等教育功能的发挥上“力争上游”，体现在解决国内高等教育发展中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构建更加公平、更具活力、更有竞争力的中国特色现代高等教育体系上，在国际同类高等教育的前沿位置锚定“中国坐标”，体现在提升中国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做出一流应用型大学建设的中国贡献上。从教育的外部关系规律来说，作为一个社会子系统，地方应用型大学“一流”体现在增强经济和繁荣社会所发挥出的潜力上，解决城市和区域发展问题的担当精神和比较优势上，对所在城市需求层次和品质的满足度和贡献力上，对人民群众呼唤优质多样的高等教育的响应中。
鉴于上述考量，我国地方一流应用型大学除了具有应用型大学的一般特征外，还应具有“中国心、泥土味、国际范、创业型”的气质，这类气质在人力资源、教学科研、校地互动、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国际化等领域的共同彰显才是地方一流应用型大学建设的努力方向。所谓“中国心”，是对我国大学的共性要求，是指一流应用型大学必须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深深扎根中国大地，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才培养体系，培养具有家国情怀和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泥土味”，是指一流应用型大学必须锚定于所在城市，嵌入当地的制度环境，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密切协同，深深地打上地方经济社会文化的烙印。“国际范”，是指一流应用型大学必定是与国际接轨的，具有良好国际声誉，与国际高水平应用型大学是等值的。“创业型”，是指一流应用型大学必定不是墨守陈规、循规蹈矩的，而是具有积极进取心的，能够跳跃性地发展。它将与教学、研究相联系的“第三使命”[14]置于更加突出位置，除了具有伯顿·克拉克所讲的创业型大学的一些核心要素以外，还应有大卫·奥德雷奇描述的创业社会大学“经济增长的知识来源、技术转移和创业的温室、创业社会中蓬勃发展的领导者”[15]等更加广泛的功能。
在我国，“应用型大学”这一名称是一个融合了中国元素的“舶来品”，总体上是地方本科高校在政策的驱动下，通过对国外应用型大学的模仿借鉴进行的一种自上而下的构建,虽然“形”已经具备，但“神”并未突显。随着“双一流”建设的实施，一批基础相对较好的地方本科院校掀起了建设一流应用型大学的热潮，但在实践中面临着一些急需正视和破解的问题。
（一） 大学理想自身矛盾性凸显。
应用型大学虽然普遍以地方性、应用性为身份标签，但由于受到“资源配置的国家中心模式”[16]和高等教育体系差序格局影响，办学定位和使命宣言常常沦为一种没有实质性意义的宣传口号，对办学行为的规范和引导作用并不明显，学校在内源动力和外源压力共同作用下被制度性同构机制“锁定”：一是政治影响和合法性问题导致的强制性同构，二是对不确定性的一致响应导致的模仿性同构，三是与专业性相关的规范性同构。[17]加上大学分类评价体系改革滞后、大学排名带来的压力、应用型高等教育理论发展的严重滞后，地方本科高校对于自身身份认同不清晰，办学方向出现了“学术主导还是取法市场进退两难与左右摇摆现象”[18]。一方面，学校被迫加入申硕升格大学的残酷竞赛，在一些数据指标的比拼中逐渐发生“使命漂移”；另一方面，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又迫切希望地方本科院校将更多资源投入于“第三使命”活动，这种价值选择上的冲突往往导致行动上的分裂。
（二） 办学实践地方根植性不强。
虽然当今应用型大学已不再是象牙塔，但学术权力主导的专业评价机制并未因为环境的变化而发生根本性变革，教师嵌入学术权力体系的深度远远大于学校对于地方工业部门的依赖程度。随着交往范围的扩大，一种拉动学校从区域环境中脱嵌的力量始终在背后默默发生作用。产教融合徘徊于“跑马圈地”阶段，深层融合不够，强调社会的参与度，忽视自身的贡献度，索要与给予失衡。学科建设与国家创新能力提升、地方社会转型升级需求、高校办学优势特色传承集聚存在较大疏离。专业布局与地方产业结构相脱节，专业动态调整机制缺失，落后专业难以退出，新专业设置滞后。科学研究以学科逻辑为主导，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相脱节，缺乏校企协同，科研成果资本化率低下。在区域创新体系中，大学作为一股重要的螺旋体，发挥作用较弱，行动力不足。
（三） 人才培养过程协同性不足。
在社会高速转型下，人才培养质量不应仅满足于当前时代，更应与未来世界密切相关。地方本科院校的人才培养比较强调与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岗位要求对接，重视知识的灌输和技能的训练，但对理论运用和知识迁移转化等高阶能力的培养重视不够，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精神层面的涵养和价值观的塑造。教学改革主要从供给侧入手，比较重视学校和教师端的制度供给和知识输出，较少关注学生端的诉求、评价与反馈，力的作用和信息的传递呈现出单向度与线性化特征。在评价上，主体较为单一，社会参与缺乏制度性安排，且主要关注结果性评价，淡化了过程性、形成性评价的独特价值。
（四） 办学模式认同国际性缺乏。
办学模式的创新性和影响力是大学国际化水平的集中体现。德国应用科学大学享誉世界，欧美创业型大学能够引领知识时代国际大学转型，均与其办学模式的创造性和国际化密切相关。我国应用型大学数量堪称世界之最，仅新建本科院校部分就有700多所，如此庞大的大学群体却缺乏为国际同类高校立标杆和领导区域社会的雄心壮志与应有能力，既没有爆发出强大的能量，也尚未形成独具特色的办学模式和办学理念，改革动向很少成为国际高等教育理论界关注和讨论的议题。相比此等憾事，其它国际化量化指标上的差距就不值一提了。
一流应用型大学建设既是一个充实内涵和提升质量的过程，也是一个模式创新过程，其建设发展必须突破路径依赖和制度同构的惯性，立足于产教融合、校地互动、校城共生，多维度、多路径推进，错位竞争，以特取胜。
（一） 通过“角色塑造、制度支持、文化引领”加强社会资本经营，获得持久性品牌增值力。
1. 注重品牌塑造。“一流应用型大学”的首要特征必须而且也只能是“中国大学”。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优势、制度优势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具有“中国心”“中华情”的优秀人才。促进身份自觉，增强“类”的属性，淡化“层”的观念，加强品牌经营，优化社会形象，全面开放校园，促进空间融合，通过“第三使命”活动密切与社区的联系，形成人员交流和知识转移网络，提高学校的社会贡献度，赋予社会更多亲近感和获得感。练好内功，掌握独门功夫，积累独特优势，建立高响应性的内部结构，及时回应利益相关者关切，坦然接受社会问责。
2. 优化制度环境。新制度主义视角下，“宏观的外部环境在影响和形塑大学治理模式中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19]在外部环境与机构中，政府是大学制度供给的主体，当务之急是从政策上确立应用型大学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定位，完善《髙等教育法》等法律法规，明确其与普通大学“异类等值”的地位，推动大学设置从分级设置向分类设置转变。建立应用型大学评估制度，坚持应用性、服务性的评估导向，引导其办出特色，争创一流。学校自身则要优化内部结构，改革治理体系，强化内外连接。
3. 强化使命引领。“适应性大学”[20]“城市大学”[21]“发展型大学”[22]等新大学模式的出现是欧美发达国家区域性大学对外部变化和时代需要的一种使命回应。作为同类高校，面临类似的环境变化，应用型大学也应强化区域使命意识和对公民社会的领导责任，把价值引领转到应用导向性或者地方联动性上，发挥网络节点优势，将全球知识转化为地方创新要素，增强区域发展潜能，增进社会福祉。要推进价值重塑，培育尚能、善行、致用、进取的应用型大学文化，以优秀文化铸就品质大学。
（二） 建立“需求导向、布局合理、动态优化”的特色专业集群，获得集约型人力资源开发力。
1. 以需求为导向优化专业布局。科学制定专业发展规划，聚焦政府、企业、学校、学生四方需求，依托原有专业增生裂变，发展形成以基础或核心专业为内核，以一流学科和省级以上平台为支撑，结构合理、联系紧密、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的区域特色专业集群。建立专业动态调整机制，及时理性拓展区域特色鲜明、人才需求旺盛、发展前景良好的专业，通过缩减招生、隔年招生、停止招生、直至撤销专业，倒逼专业内涵建设，提升竞争力，从而保持专业集群内部结构合理、生态平衡、活力充足，持续提升专业集群对地方产业发展的适应性和贡献度。改造提升传统专业，赋予其新的课程体系、教学内容、技术装备和研究方向，增加专业的高新技术附加值和适应面，增强专业集群生命力。
2. 以认证为抓手铸就一流品质。摒弃专业建设中的“鸵鸟心态”，不能认为应用型专业就可以降低品质要求，更不能拿“自身特色”作挡箭牌。对于本科办学时间不长、历史积淀不深的地方本科院校而言，强化标准意识具有现实意义。要把专业认证工作作为提高专业品质的重要抓手，以“金专”高站位谋划、高起点建设、高标准要求进行专业认证与专业评估，以重点专业、特色专业带动专业集群的整体提升，高密度地覆盖所有专业集群。
（三） 建立“梯次发展、交叉融合、追求卓越”的学科支撑体系，获得立体化的科技创新力。
1. 整体布局，集群发展。地方一流应用型大学的学科布局应以层次为“经”、门类为“纬”，在自身历史积淀、地方发展需求、国家政策导向以及竞争对手或潜在进入者状况构成的四个象限中圈定范围，确立坐标。坚持以跨界、交叉、融合为导向，打破传统院级设置壁垒，优化学科布局，打造横向以基础学科为支撑、应用学科为主干、多学科交叉融合，纵向以一流学科为引领，多层级重点学科有序竞争、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学科群，形成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需求领域的有效覆盖。
2. 重点发力，突显特色。优势的凸显不是独立与突兀的一杆独高，特色的彰显恰如自然生长于骆驼身上的驼峰。[23]地方本科院校的一流建设要集中有限资源打造学科比较优势，对一些目前较弱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和良好发展前景的学科，要加强校级统筹，做到超常规扶持，推动跨越式发展。按照优先发展、重点发展、扶持发展的层次合理有效配置资源，形成局部突破、梯次发展、立体支撑的学科体系，以层次化的学科承载力回应多样化的社会需求。
3. 跨界融合，追求卓越。随着知识生产模式由I至Ⅲ的变迁，单一体系知识已无法满足科学进步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多学科交叉融合方能产生重大突破已经成为共识。地方一流应用型大学的学科建设应改变“单路突进”的模式，从地方重大发展战略上找准切入点，以重大项目攻关为抓手推动学科交叉融合。应用研究不一定是低水平，基础研究最终也要走向应用，服务社会必须以高水平研究为基础。对应用的认识“不能简单地把学术从应用中剥离，而应把知识和技能的开发应用纳入到学术的范畴中”[24]，从而实现“立地”与“顶天”相结合，通过知识转化应用促成实际问题解决与努力追求学术卓越相统一。
（四） 构建“能力为本、立体综合、灵活可变”的模块课程体系，获得高敏捷人才供给应变力。
1. 坚持能力为重。基于需求、应用、贡献的“一流”标准的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与规格决定了地方一流应用型大学课程体系建设必须将能力作为重中之重。这里所讲的能力区别于高职院校的操作技能，主要是指理论知识转化应用的专业核心能力，这种能力一方面源于够用的基础理论，另一方面来源于经过多学科知识体系整合后的生活性、实践性、创新性课程。对于地方应用型大学而言，传统的单纯基于学科的课程给予学生的知识过于单一、经验过于狭隘，很难解决日趋复杂化、多学科化的应用问题，知识的价值将无法显现。[25]提高理论基础知识供给的精准化，同时打破学科传统知识体系，以提高能力为核心构建模块化课程体系，提高学校人才培养对社会变化的及时响应能力已是必然。
2. 优化模块设计。所谓模块，是围绕特定主题或内容的教学活动的组合，或者说，一个模块是一个内容及时间上自成一体、带学分、可检测、具有限定内容的教学单元，可由不同的教学活动组合而成。[26]课程模块要分层构建，吸引企业参与。首先，根据人才培养目标合理构建涵盖基本素养、一般能力、专业能力、个性拓展等若干个模块的宏观模块。[27]其次，在调研职业群和行业对人才知识、能力、素质需求以及能力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中观模块。最后，依据专业所对应的能力要素构建微观模块，形成层次清晰、衔接紧密、相互支撑、灵活可变的模块课程体系，以适应学生多元化选择和个性化发展的需要。
3. 提升课程品质。遵循应用型大学的知识秩序，以发展应用理性为目标，促进科学知识技术化与技术知识科学化之间的互动，不仅要追求知识对主体发展的认知价值，也要追求知识的中长期应用价值，强调为社会经济和学习者的发展直接创造价值，即知识创价。[28]围绕学生创新能力培养，在知识供给类型上增加程序性、元认知知识的比重，在课程供给主体上扩大开放性，依托产业学院开发企业课程。落实“新工科”“新文科”“新商科”等建设理念，保持课程内容与时俱进，以适应技术迭代升级、新商业模式层出不穷以及创新创业成为时代主旋律的新形势。
（五） 实施“校企协同、双核强化、学做相融”的人才培养模式，增强主体性本土化根植力。
1. 校企协同。校企协同育人是德国应用科学大学的一个鲜明特色。在知识生产模式Ⅱ背景下，大学失去了知识生产的垄断地位，企业不同程度地具有了知识创造的能力。校企协同既是人才培养的需要，也是应用型大学应有的生存状态。建立校企协同育人长效机制，疏通企业全程参与育人渠道，激发企业深度参与人才培养的动力，打造以现代产业学院为依托的育人责任共同体。以资产和教师为纽带，建立产教融合实训基地，把以课堂教学为主的教育工作与直接获取实际经验的研发工作有机结合，促进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的同频共振。
2. 双核强化。对标国家“金课”，加强专业核心课程建设，提高课程的高阶性、创新性、挑战性，确保学生的专业核心素养。成立由校、企、政三方组成的专业核心能力考核指导委员会，以专业知识、业务能力、应用技术为标准，共同论证制定《专业核心能力培养考核方案》，共同实施专业核心能力考核评价。创建“双螺旋”实践课程体系，促进校企实践教学环节融合，提高人才培养的岗位适应能力和发展潜力。
3. 学做相融。“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知行结合、学做融通是我国延续至今的重要教育智慧。地方一流应用型大学建设应把实践贯穿于应用型人才培养全过程，让学生在理论学习过程中穿插实践环节，在实践中体悟理论，推动理论与实践相互交融，螺旋上升。除了保证实践在纵向上的延续性，应用型人才实践能力培养还应注重多样性，增加研究性、创新性实践，引导学生参与科技竞赛和创新创业大赛，以赛促学，让学生参与教师科研项目，开展合作研究。聚焦服务型实践，吸引学生加入科技小分队，在教授、博士团队带领下深入企业开展科技服务，在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培养工程实践能力、应用创新能力，成为社会建设与社会治理的积极参与者和社会责任的担当者。
（六） 打造“学术卓越、能力全面、结群发展”的高水平师资团队，获得内源性持续发展力。
1. 造就卓越品质。一流的应用型师资队伍是驱动一流应用型大学向前奔跑的动力源，也是大学品质的根本保证。地方本科院校的一流建设应依托各类高层次、高能级平台，集聚一批学术领军人才和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发挥他们在教学、科研和服务中的头雁效应。创新用人机制，通过PI制、年薪制、设立博士后工作站等灵活方式吸引海内外创新创业人才驻校从事长短期研究，就地转化研究成果。引进、培养一支以博士为主体、富有潜力和活力的教学科研骨干队伍。
2. 优化队伍结构。严把教师上岗前的实践能力关，建立稳定高效的应用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通过企事业挂职、校企合作研究等方式，让青年博士在“真刀真枪”的生产、管理、研发一线中培养“双师”素质，锤炼工程实践能力。完善职务评聘制度，明确规定申请高级职称教师必须具有一年以上企事业实践经验，并且取得实质性创新成果。优先引进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中青年教师，提高“双师”教师比例。通过校企合作借“脑”引“智”融“慧”，聘请企业行业、科研院所中专业素质过硬、实践经验丰富、教学能力强的人才作为兼职教师，弥补博士教师群体教学能力不足的“短板”。
3. 凝聚教师团队。课程的模块化与生产管理的体系化、智能化呼唤教师进行“拼盘式”教学，实行团队化作战。围绕学科布局规划，借助教师发展中心、高等研究院、教师工作坊、名师工作室、专家工作站等平台，选拔具有跨学科背景与综合能力的教师为组团桥梁，依托产学研项目，分级构建师资团队，培养教学科研并重型、教学为主型、科研为主型、社会服务与推广型等不同系列的教师团队。创新人才引进、培养、职评、考核等制度，实施分类评价分类管理，让各种类型团队的教师都各展所长、各尽其能。
（七） 搭建“多元协同、支撑有力、融通共享”的教学科研平台，获得高可靠性资源整合力。
1. 建立现代产业学院。建设地方一流应用型大学，培养一流应用型人才是基础。传统依托单一生产主体建立的实习基地承载能力有限、企业融入性差、地域分布分散、过程监控困难，难以满足高质量、综合化实践教学的需要，也难以吸收批量的毕业生就业。对接产业园区、行业龙头企业、地方政府，多主体共建现代产业学院，整合优质育人资源，形成人才培养联盟，使之成为人才培养基地、创新创业教育基地、学生就业基地和科研成果转化基地。
2. 成立现代产业研究院。随着知识形态由“象牙塔型”向“威斯康星型”转型，那种出于学者闲逸的好奇精神而产生的知识和学术要获得现代合法性，必须为国家服务。[29]建立现代产业研究院，并与产业学院进行密切关联，将学校的科研团队与产业集群连接起来，既能打破教师科研的封闭式循环，延伸研究的链条，开拓教师科研的空间，又可为企业创新提供精准的智力支持和技术支撑。
3. 优化整合校内平台。搭建多学科教学科研平台是地方应用型大学促进多学科渗透、交叉和融合，提高有限教育投入共享度、利用率的需要，也是学科专业的建设与发展、高水平人才培养和高层次教学科研工作的需要。打破资源配置上的院系分割，加强校内整合，结合专业发展特色和企业需求建立实训中心、分析测试中心、人文社科研究基地，以此为基础性平台争创省级以上工程技术中心、重点实验室、产学研联盟和高水平智库。
（八） 形成“面向世界、互学互鉴、交往交融”的开放办学格局，打造可辨识的国际影响力。
1. 培育大学领导力。受办学时间和办学模式等多种因素制约，除了意识形态特征以外，我国应用型大学在国际大学丛林中并不具有辨识度。建设地方一流应用型大学要强化自身的角色认同和作为应用型高校的类型属性，对标国际先进，立足自身定位，加入国际应用型高校大家庭，主动参与议题设置，平等开展交流合作，彰显中国应用型大学的新形象和领导力。此外，应深化应用型大学建设的理论研究，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应用型高等教育理论体系，为我国应用型大学的模式创新和实践超越提供向导，也为高等教育学学科发展添砖加瓦。
2. 推进模式创新。牛桥模式、柏林模式、威斯康辛模式、德国应用科学大学模式等在高等教育史上誉满全球，皆是源于其大学模式的创新。模式的创新是一种全局性、系统性的创新，是新时代我国高等教育从“跟跑”到“并跑”走向“领跑”的必然要求。建设地方一流应用型大学应学习借鉴国外成功大学模式，融入来自本国政治体制、传统文化和时代精神中的营养因子，推进办学理念、内部结构、治理体系以及大学与社会关系的全面创新，塑造具有国际水准、中国气派的一流应用型大学。
3. 扩大物理连接。应用型大学具有区域性与世界性的双重属性，是地方性知识与世界知识的交汇点，也是联通区域经济社会文化与广袤世界的接口。显性的物化层面的连接是知识交汇、文化交融的前提和基础。建设地方一流应用型大学要推进制度创新，依托能级平台，借助项目纽带，吸引国际人才加盟。通过多种渠道支持师生出境学习交流，依托优势学科专业创办海外特色孔子学院，形成学术“飞地”。扩大留学生教育，吸引国际学生来校学习，以人员交流促进文化交融。
建设地方一流应用型大学是一个系统工程。立足地方、依靠地方是地方一流应用型大学的生命之基，融入地方、服务地方是地方一流应用型大学的使命责任，引领地方、发展地方则是地方一流应用型大学的价值体现。师资队伍品质、人才培养质量以及应用研究水平则决定了地方应用型大学能否达到一流水准，是否可持续发展。地方一流应用型大学并不存在一个固定模型，其建设既不可能“一刀切”，也不可能“齐步走”，每一所地方本科院校必须从类型、规格、层次上对自己的一流进行科学的定位，既要重视宏观站位、顶层设计和目标引领，又要脚踏实地，敢于创新，努力探索出一条适切的一流建设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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